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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不简单是“知识分子”
2010-08-01 来源:竞聘写作网 点击:

季羡林晚年主张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人对士的要求,不单是学问,还要有骨气,要有硬骨头 季羡林先生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被很多人所推崇,但是对于这句话的深意并不是所有认同这句话的人所能够体认的。季老这句话的真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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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晚年主张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人对“士”的要求,不单是学问,还要有骨气,要有硬骨头

季羡林先生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被很多人所推崇,但是对于这句话的深意并不是所有认同这句话的人所能够体认的。季老这句话的真正深意是鼓励说真话,在这句话里,有季老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和对时弊的批评。这也可以从他晚年对“士”和“侠”精神的信奉中看出来。

一、季羡林先生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虽提高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人的独立思考、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精神被泯灭了

季羡林先生对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一方面,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提高了一些认识,觉悟有所提高,但是另外一面,也有反面作用,那就是把人独立思考的、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精神泯灭了。在他看来,“士”不简单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里面敢于说话的人,敢于保持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他反省说,自己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也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习惯,表现为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盲目认同,几乎对亩产几万斤,甚至于十几万斤没有丝毫怀疑。



1956年初,季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在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上也盲目觉得很快会实现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不远的眼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谓应景的文章中,季先生还是保持了自己说真话的权利,他批评说:大家都不重视理论研究了,这是不好的,完全不是批判的本意。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有时间。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时间太没有保证了。希望领导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同志们自己尽量争取时间,善于利用时间,并且努力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便在伟大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尽上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尽的责任。

“文革”刚刚结束,季先生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他说:“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演讲稿’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的‘演讲稿’。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二、季羡林先生晚年主张“士”不简单等于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来自于他对父辈的回忆和对中外文化的比较

在对自己的反省中,季羡林先生多次认为自己违背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晚年,他多次强调了自己对中国的“士”和“侠”看法,主张“士”不简单等于知识分子。这种看法的形成,起因于季羡林对父辈的回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季老的父亲叫季嗣廉,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侠气十足。季羡林的叔父闯荡到关东以后,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叔父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结果中了头奖,得了3000块大洋。这3000块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叔父和父亲商议,要荣归故里。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高价买进砖瓦,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


当时农村一般是5天或者10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集上,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午饭,我请了。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父亲排行老七)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很快,叔父拿到官庄的钱,被父亲挥霍一空。请客没有钱了,父亲便开始卖地,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地卖完了,开始拆房子,以贱价卖出高价买的砖瓦。最后季羡林的家,到他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3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在农村叫“败家子”。季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是把季羡林家造成了贫农。这个贫农身份在“文革”当中对季羡林起过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父辈对自己的影响,季羡林小时候还读过不少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之类,对侠客的侠肝义胆非常佩服,自己身上也沾染了一定的侠气。

1958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季羡林从塔什干回来,在内部作了一个讲话。季羡林回忆,会上让他敞开来讲与会情况。季老讲的主要是苏联。因为当时无法直接去塔什干,必须得到莫斯科转机。他就在莫斯科留了几天,参观了“五年计划”。季老就是讲了一点关于“老大哥”的实话,主要是苏联老大哥不是我们吹的那样。结果后来就被抓辫子了。还是一篇小文章救了季羡林,《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在塔什干开会期间,季老和一个苏联国籍的小男孩成了朋友,并在这篇文章里,赞美了这个小男孩。季老就又被断定对苏联只有爱,没有恨。

由于从父辈继承的侠气基因,季羡林先生对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批判,坚持不参加,保持了沉默。“文革”结束以后立即发表《为胡适之说几句话》,为胡适说了一些公道话。而“文革”当中的学生考教授事件,季羡林则拒绝参加,不去“应考”。

三、季羡林认为,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2007年6月18日金庸先生拜访季羡林时,和季羡林一起探讨了“侠”,他们认为:“中外‘侠’的含义是很不同的。中国的侠下面是两撇,是两个人打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的,但是西方觉得强的可以欺负弱的。”

季羡林认为,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就是“侠”和“士”。中国的士很不简单,就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士可杀,不可辱,祢衡骂曹就是中国的“士”。季羡林钦佩两个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呢,是彭德怀。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敢顶嘴。实际上,季羡林跟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佩服他的直言。

在季羡林的眼中,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都翻译不了的,而“士”又跟中国的“侠”有联系,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侠”的心中有一个是非观,看见不是,不对的,他就起来抗拒。这也是中国“士”的一个特点。季老想研究研究,外国语言有没有办法翻译“士”,他发现现在翻译成知识分子,也是不能很好说明“士”的含义。“士”是知识分子,但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季先生指出,“士”是知识分子,但要叫中国的知识分子,加中国这两个字,跟一般知识分子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对“士”的要求,不单是学问,还要有骨气,要有硬骨头,而西方人绝对不提倡。“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季老的理想是把“士”和“侠”结合起来做人。(作者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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