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农民收入差距及原因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分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农民收入出现的变化、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找出了差距出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0，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但到了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43，2000年就已达到0.417，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标准，据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8。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分别为0.230、0.280、0.300、0.320，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而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农户占总收入的21%，中间收入20%的农户占总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其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 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 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本文拟从农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合理性。
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2.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大约23％，从0.338增加到0.416。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现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析，发现虽然个人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是各项收入构成（即分项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变化。比如，2000年个人工资收入为总收入的0.32，收入差距为0.7，2002年构成上升到0.34，差距为0.76；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的分额2000年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变。然而，应该看到个人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的比例逐步处于上升趋势的分配差距，仍处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必然引起了农村个人总收入差距的上升。这表明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则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变得越来越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同时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农村内部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非农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农村出现“富者更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1.2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的状况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区收入差距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地区。在分析中，既使用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办法，也使用了分省的办法。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进行城乡区别，1988年全国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7.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说，城乡之间加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达13.5％。地区差异同样发生在农村内部。从农村居民看，地区间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为1∶1.42（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1998年为1∶1.44，1999年为1∶1.46， 2000年为1∶1.47，2001年为1∶1.49，2002年为1∶1.50，2003年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 513元）、北京（7 836元）、浙江（7 771元），广东（7 264元）和福建（5 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 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 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地区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区域收入结构并没有同步优化。
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前面的描述已经提到了农户非农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农户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农收入呢？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或是否有非农收入），解释变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个人教育水平，家庭生产资源拥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们所关心的。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20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劳动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1988年，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如果居住在江苏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高出15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16个百分点。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个人素质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的，是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关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同时也是导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重要因素。农村个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 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
对收入分配产生效应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只讨论两项主要的政策及其产生的分配效应。农副产品价格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也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同时也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会有助于抑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它会缩小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种差距，如上所述，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