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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记者的事迹材料
2012-03-01 来源:竞聘写作网 点击: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名利变得让很多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理想,但总有一些人令我们感动,陈中华,一个不平凡的人,谱写着壮丽人生。 他不是我们树起来的,是从庄稼地里长起来的记者 深入基层采访,常常因在村里采访,没地方吃饭,饿上几个小时;常自己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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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名利变得让很多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理想,但总有一些人令我们感动,陈中华,一个不平凡的人,谱写着壮丽人生。
  
  “他不是我们‘树’起来的,是从庄稼地里长起来的记者”
  
  “深入基层采访,常常因在村里采访,没地方吃饭,饿上几个小时;常自己掏钱请基层的被采访者吃饭;常常因交通不便,走上几公里山路、土路;搞舆论监督受恶人威胁、围攻;采访途中患病而坚持采访完才回家治疗……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也早习以为常,我认为就像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特点。认识到这一点,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陈中华
  
  记者是个年轻人的行当,别人当记者都是从20多岁血气方刚时干起,而陈中华到大众日报当一线记者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今年52岁的陈中华,长期在山东省作协所属文学报刊任中层干部,1995年起担任《作家报》副总编辑。1998年底,省级媒体整合,《作家报》并入大众报业集团。
  
  2003年,陈中华由《农村大众》进入《大众日报》。由于调查性报道出色,他通过竞岗方式进入了《大众日报》特派报道组,专门进行重大选题的深度报道。此后,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农民、农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百姓。
  
  当记者,他就一个字:跑。他走出高楼大院,走向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为了一个题目,陈中华经常跑几个县城、几十个村庄,他采访之细、思考之深为同事所钦佩。
  
  “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吃不了苦,采访要被采访单位派车接送,但陈中华从来不摆架子。在济南,他就骑着伴随了他十几年的电动车走街串巷采访;在济南以外,他就坐农民兄弟的摩托车,或者搭乘沿途的农用车下乡采访。”同事宋弢说。
  
  鲁西农民史朝旭是他的老朋友,陈中华每次去当地采访都要找他,史朝旭就用摩托车带着陈中华,一天跑两三个县、七八个村庄。“效率极高,这是乘轿车远不能比的。”陈中华说。


  
  陈中华的农民朋友多,有时采访结束就住在农民家里。不过,他从来不吃农户家的饭,在乡村地摊上买个烧饼、喝碗汤就算一顿。史朝旭说,自认识以来,就请陈中华吃过两次饭,一次是两人一起吃了6元钱的面条,一次是花5角钱买了两个烧饼。
  
  大众日报社考评委员会业务总监魏绪玉说:“陈中华的作品80%是农村题材。他关心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切身利益,他的心与农村、农民是连在一起的。”
  
  每当与同事或朋友聊天,陈中华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农村困难群众、信访百姓、流浪乞讨儿童、失业者等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满怀牵挂。社会救助站、信访局、儿童福利院这些地方都成了他的采访基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次。
  
 先进记者的事迹材料

 有一次,陈中华去海边一个城市采访,无意中见到的一幕让他很震惊:4名民工用每月100元的价钱,租住着小岛上一个鲍鱼养殖看护窝棚。窝棚距海水仅十几米远,潮湿得墙面地面全是水。他说:“不走近他们,不亲眼目睹他们的生活状况,你无法想象在城市繁华风景背后,还有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回去后,他写下了《住在城里的农村人》。这篇饱含感情的作品后来成为年轻人学习的范文。
  
  这些年,陈中华跑遍了全省100多个县(市、区)、300多个村镇,记了满满36个采访本、1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写出100多篇重点、深度报道,获得50项各种级别的新闻奖。
  
  “陈中华不是我们‘树’起来的,他是从庄稼地里长起来的记者。”魏绪玉说。
  
  “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
  
  “当时,我甚至想:即使让我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活下来,只要能继续写稿。如今我身体在一天天康复,回忆起来,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反而有利于一个病人的康复。受这种心理支配,我的确没感到自己在大病康复期内干点工作有什么苦可言。”——陈中华
  
  2006年6月,正当陈中华干得起劲时,被查出患了鼻咽癌。“我蒙了,不想死,这辈子还有好多事没有干。还有好多农民提供的线索没有调查,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结集出版,人生的好多目标还没有实现。就像做了一个噩梦,真希望醒来以后,这一切不是真的。”时至如今,回想起来那段难挨的时光,陈中华还欷歔不已。
  
  “我可能熬不过去了”“生不如死”……在陈中华那个阶段的日记里,歪歪斜斜地写着这样的字眼。他已经拿不住笔。“手里没有笔,生命就如同一具空壳一般。”
  
  得知陈中华患病的消息,他的农民朋友们来了。他们用麻袋、编织袋装着自己种植的蔬菜、水果、粮食,自己养的鸡,从各地赶到济南来看望他。这些朴实的农民朋友在他床前无声地掉泪,有的以笨拙的语言安慰他。这些在陈中华看来是那么亲切,甚至是抗争病魔的力量。
  
  陈中华说:“我只是一个采访过他们、在报纸上真实反映过他们心声的记者,他们这样对我,让我内疚和不安。我感到欠他们太多,只能暗下决心,有机会报答农民朋友的挚爱和信任。”
  
  “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他在日记中重新写下充满希望的句子。
  
  治疗期间,他重新拾起
  
  笔,走不出医院,身边的病友就成了他关注的对象。他病中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有时候身体虚弱得握不住笔,就让妻子代为记录。这些为他日后采写新闻积累了不少素材。
  
  2006年底,陈中华经治疗后出院。几个月后,他就主动要求回到采访一线,仍然骑着电动车在社区转悠,或者搭乘长途车下乡采访,报道对象仍然聚焦在农民、市民等最基层的群众身上。病后恢复工作第二年,他就因为稿件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被评为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者”。
  
  “在这个改革的年代发挥作用,还有比这愉快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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